重庆市巴渝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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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提高民办社科研究机构 研究能力的“富矿”

时间:2015-01-07 10:56    来源:未知

    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更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重要补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经济大发展的进程,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当代出现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希望得到及时的、有权威性的理论指导。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也要求有关研究机构对不时出现的各类问题及历史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予以研究和回答。但是,以目前我国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数量、人力而言,很难在纷繁复杂的大变革、大变化面前,对所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老问题都能作出及时而有效的研究成果,给人们以回答和报告。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政策鼓励下,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运而生(以下简称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如今,各地的民办社科研究机构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重庆也不例外。
    但是,纵观各民办社科研究机构,我们发现:各机构研究的内容也很丰富,触及的学科也很庞杂,开展的活动也很频繁,也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鲜有在社会上叫得响、有影响、引起轰动效应且独树一帜的。这就反映了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学术成果质量还有待提高、研究能力还有待加强。众所周知,研究能力是一个综合素质,涉及多种因素。究其根本,不外乎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两大类。
    一、外部因素:所谓外部因素,即社会环境中的准入机制、政策导向、支持水平、资助程度等。比如国家对发展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准入要求如何,采取的措施,政策有否鼓励与倾斜,开放、支持的力度,是否有必要的科研经费或者奖励机制等等。比如准入门槛的高低、科研论文的发表渠道、研究成果的公布及评价体系等无不影响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如果国家、社会有必要的措施及投入,那么,就会促进和鼓励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热情和课题投入,学术水平就会得到保证,研究能力就会提高很多,甚至长足进步。反之则是除少数实力雄厚、有资金支持的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能力能得到提升外,大多数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可能会流于形式,收获不到好的研究成果,其研究能力也会大打折扣。
    二、内部因素:所谓内部因素,即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内部的制度设计、研究者水平、研究方向、激励机制等。在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内部,首先如果制度设计上就严格规定或要求所有研究人员必须出成果、写论文且严格执行的话,那么可以促进研究能力的提升;其次,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由于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能力参差不齐,有的研究人员只是为了沽名钓誉,有的还是以赞助或会员制的形式加入的,其研究水平就大打折扣了,如何能保证研究能力?在其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研究者自己本身具有学术水平,是很难出成果的;第三,如果没有激励机制,比如发表论文后应有的奖励,得奖后应有的物质及精神安慰等,都会影响研究能力的建设。第四,研究方向也是影响研究能力不可忽视的因素,比如是否把地方文化作为研究方向等。以我的观点,把地方文化作为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是提高其能力建设的一条重要渠道和重要因素,可以用后面的实例证明之。
    重庆市巴渝文化研究院是一家以“遨游巴渝历史长河 ,洗炼巴渝人文精粹”为宗旨的民办社科研究机构,集中了全市以及全国范围内研究巴渝文化的权威专家、学者数十名,也有一大批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热爱家乡的有志者加入。由于以地方文化——巴渝文化作为研究方向,所以最近几年取得不少科研成果。之所以以地方文化作为主要研究方向,首先是研究院的宗旨及名称(或曰定位)就明确了;其次是地方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特别有利于形成“专、精、深”的研究成果,从而提高地方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第三是对于研究者来说,地方文化深有感受、耳熟能详,平时有积累、有心得,既可以零距离取得第一手材料,又可以深入其中,随时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重庆市巴渝文化研究院最近几年推出的以地方文化为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吧:
    首先,在社科联的全力支持下,由首任院长冉庄任主编,靳全洪、饶楚方等任副主编,历时三年编辑出版了反映巴渝民俗文化的《重庆民俗面面观》一书,全书约30万字,集中反映了几千年来重庆地域内人民的生活习俗、礼俗、风俗等民俗文化内涵。该书将散见各书的民俗文化内容汇编成一册,填补了集中反映巴渝民俗文化的空白。它是一部展示重庆民俗文化的高洁精品,是研究巴渝民俗文化的丰硕成果,出版后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目前已再版一次,此书如今已经脱销,再难觅得芳踪。
    其次,由特聘研究员刘扬烈编著的《巴渝作家论》一书。全书32万字,全方位论及了上下近百年、特别是抗战以来在重庆文坛上出现过的著名作家。书中将重庆市所辖的几十个区县、出生在巴渝的作家及诗人择其要者,一网打尽,罗列于斯书,为寻觅这些作家在重庆的身影及创作轨迹、特点等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向全社会介绍重庆作家,让人们了解重庆作家的一张金字名片。该书的出版自始至终得到重庆市作协、重庆市新闻出版局、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这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得以顺利出版。
    第三,由研究员林文郁编著的《火锅中的重庆》一书达35万字,填补了重庆城市第一名片——重庆火锅的历史及文化空白,成为重庆火锅“前世今生”和“文化密码”最为重要的开山之作和专著。该书不仅厘清了重庆火锅的来龙去脉,还以大量的史料及合理的论断,对社会上流行的成都、自贡、泸州源头说予以了论证,否定了三地不合史实及逻辑的所谓源头说,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该书还首次以大量的篇幅阐释了重庆火锅的文化现象。它告诉人们:重庆火锅有文化!该书出版以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重庆各大媒体如重庆电视台、重庆日报、重庆晨报、重庆晚报、重庆时报、重庆商报、华龙网、大渝网、中新网及新加坡《联合早报》多次争相报道,并迅速为全国各大门户网站所转载,如新华网、人民网、凤凰网、新浪网及搜狐网等。重庆市外宣办、重庆市政协文史委也在其微信中予以了转发。该书的出版,使重庆火锅的历史“从此不再尴尬”、“终于弄明白了”,并且能“从《火锅中的重庆》中读懂重庆火锅 ”,也有媒体称“《火锅中的重庆》:讲述一座城市的故事”。该书被赞誉为“重庆火锅第一书”,并具有“文献价值、学术价值、思想价值”。该书第一版在重庆各新华书店及多家网络书店已基本售罄。
    第四,由现任院长谭大梁领衔,常务副院长孙善齐任主编的《李远诗校注及研究》作为《古代重庆重要典籍系列研究》之一,即将出版发行。研究院共有7名研究员参与了编撰工作,全书共10余万字。《古代重庆重要典籍系列研究》是对巴渝文化的深度挖掘,是重庆市社科联的重点科研项目,更是重庆市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工程。《李远诗校注及研究》一书,对巴渝地区唯一入选《全唐诗》的晚唐诗人李远所有诗赋进行了全新解读,并对其诗赋的主题思想、文学价值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全书不仅校注更为详尽、全面,观点更为明确,而且还撰写、选用了大量研究性文章,并在开始时安排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导论,使读者从一开始就比较全面、客观、准确地掌握和了解诗人,了解诗人的诗艺和诗人的境界。除注释外,还有题解、今译及诗艺研究等学术创新,使这本著作填补了全方位研究李远的空白,很有学术价值,取得了在巴渝文化领域突破性的科研成果。
    最后,由研究员林文郁编著的《味道中的重庆》一书即将出版发行,全书约40万字。该书在不与川菜割裂的前提下,十分强调和突出地域性饮食文化,第一次将“重庆菜”的概念贯穿始终,对重庆菜的历史及文化进行了独立的阐述。本书最大的特色首先是第一次将重庆菜的历史独立梳理,且梳理时间上溯至史前文明,为目前出版的此类书籍所不见,填补了过去谈重庆菜只从清末民初谈起的历史空白,且以大量史料作为考证的方式,为该书创举。第二是考证了重庆餐馆准确的出现时间。比如《古城重庆》(彭伯通著)、《重庆市志•商贸志》等大量书籍、文章考证重庆餐馆出现时间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但该书经大量史料考证为清宣统二年(1910)。第三是过去大量文章公推清末民初定型后的川菜鼻祖为关正兴、蓝光鉴,但从未考证重庆本城帮鼻祖,该书考证为杜小恬;过去较多书籍及文章称重庆第一家餐馆为陶乐春,该书考证为留春幄。第四是一些书籍介绍重庆餐馆时,创立时间多有错误,如将浣花餐馆称之为抗战前在重庆的老餐馆,事实是浣花是抗战期间由南京迁来或曰由原南京浣花餐馆的人员在重庆组建;再比如姑姑筵在重庆开办的具体时间等等。第五是该书第一次将主城区以外的远郊区县餐饮文化纳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更见重庆饮食文化的特点、规模及发展。因此,该书是继《火锅中的重庆》一书后,又一以大量史料反映重庆地方饮食文化之大成者,同样具有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及思想价值。
    由于地方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富于地域特色,加之研究者熟悉且就近,利于调查研究,因此,只要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特别是研究地方文化的人员潜心研究,一定能开出绚丽多彩的成果之花,这个成果之花一定会体现衡量研究能力的“专”、“精”、“深”三个方面。
    一、“专”。所谓专,即专门、单一、纯粹。就是说研究的课题由于专业化程度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及精力,如上述的研究成果,虽然都是巴渝文化的范畴,但《重庆民俗面面观》就只研究了民俗,《巴渝作家论》就只研究了作家,《火锅中的重庆》就只研究了重庆火锅,《李远诗校注及研究》就只研究了李远,《味道中的重庆》就只研究了重庆菜等等。
    二、“精”。正因为专一,所以研究的见解和观点往往很“精”,即精辟,如《火锅中的重庆》对重庆火锅的定义、《李远诗校注及研究》对李远诗歌艺术特点的把握及《味道中的重庆》中对对重庆菜的定位即是。
    三、深,即以上研究都很深入、洞察入微,能做到逻辑自洽、自圆其说。而且所有成果都不是浅尝辄止,也不是浮光掠影,更不是蜻蜓点水。所有成果都能以“小”博“大”,以“深”见“长”。如《火锅中的重庆》、《李远诗校注及研究》及《味道中的重庆》等。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地方文化实在是为民办社科研究机构找到了研究方向,它是货真价实提升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研究能力的“富矿”。它的富有,可以使我们在不同时期、站在不同角度、利用不同方法来审视、考察和研究,并得出不同结论。由于它的丰赡和对她的熟悉,可以使研究者的研究专一、深入下去,并最终得出精辟的结论,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所以,专注于研究地方文化,对于提高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是大有助益的。
 
(重庆市巴渝文化研究院: 继柏2014年7月18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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